“他是书生，成天活在学问里，偶偶逗逗猫，不食人间烟火。”“他对史料的追寻，着实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地步。”“他的治学经历跨越文史哲三个领域，是独一无二的史家，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后一代的通才。”……在同道知交和晚辈后学的讲述中，那位“书生”“史家”“通才”以其纯粹的治学精神令人肃然感佩，他便是近代史研究尤其是民国史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人杨天石。
学界击赏和共勉的这温馨一幕，出现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日前召开的《杨天石先生九十寿诞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上。陈平原、荣新江等近30位业界专家齐聚一堂，畅叙杨天石先生的为学和为人。寿星杨天石端坐着，故友的溢美之词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等荣衔丝毫不会令他喜形于色；他神情专注，偶尔在他最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上插句话、问仔细，一如他面对浩瀚史料时淘沙捡金的职业素养。
自奋
“一个人成就的大小离不开三大要素：天分、环境、自奋。天石天分之高，自不待言；学术环境有顺有逆，遇到逆境，通过持续自奋，可以冲破逆境进入顺境，取得进展。”古典文学教授李汉秋说，“天石就是这样成功的。”
他俩是1955级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学。李汉秋感慨：“那时，中国文学史是主课，贯穿二三年，重要作家我只能读其选集，而天石已经抱起一部部线装的全集在啃。”
“天石有坚强的韧性。”杨天石的大学学弟、后来一同共事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曾景忠回忆道，“从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偏远的南苑教书。那时候是单休日，他周六晚上进城，住宿在一同学单位的传达室里，星期天进图书馆读书，夜晚回南苑，有时没赶上末班车，只好步行几十里，其艰苦非一般人能承受。”
“肯下苦功夫”也是杨天石为人之师后对弟子的要求。他的博士生藏运祜曾花近一年时间，去北京图书馆查阅《日本外务省档案》及《日本陆海军档案》两套微缩胶卷，博士论文《九一八至七七事变期间的日本对华政策——以华北政策为中心》历时近五载撰写和修改，荣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杨天石鼓励道：“好文章好书是写出来的，也是改出来的；学术追求无穷已，永远在路上。”
打通
“文史哲打通，是杨天石做学问的经验。”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说，“这一治学经验对后辈学人有借鉴作用。”
杨天石谦称自己是“陈平原先生的学生。”当年考大学流行“实业救国”观念，成绩优异的学生一股脑地扎进理工科。从小诵读经典、中学阶段各门功课出类拔萃的杨天石听从内心，毅然报考了北大中文系。
1958年暑期始，北大集体编写红皮本《中国文学史》。杨天石是隋唐五代组副组长，继而又分担起编写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文学社团南社的任务。这是他研究南社的起点，也是他后来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中华民国史的起源。
曾景忠评价道：天石的研究兼及文学、哲学、历史诸多领域，知识积累丰厚，相互渗透贯通，因而学术见解较深。
杨天石先生博士后王奇生尊先生为“独一无二的史家，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后一代的通才。”杨先生的博士生罗敏认为，先生的研究呈现出“上下延伸、横向会通”的特点。
寻史
“长于资料，慎于论断。”这是曾景忠为杨天石概括的治学特点。他进一步补充道：“天石学风严谨扎实，一切凭资料说话。他为南社研究和辛亥革命研究，查阅清末民初报纸，下过苦功。每逢到国内外参加学术活动，不忘到图书馆、档案馆搜寻史料，查阅图书档案。他严守中国文化传统，着力实学，不尚空论，故而他的著述立得住脚，站得稳当。”
周思源赞叹道：杨天石是少有的多次到境外收集资料的学人，用世界眼光看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20年前，中国学者想要出国查阅资料是不容易的事情，杨先生抓住难得的机会前往海外，孜孜不倦查找资料。王奇生认为：“海外访史不只是简单地寻找资料，这一过程还需要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学术眼光，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甄别，挖掘那些稀见的、价值较高的史料。”
“他对史料的追寻，着实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竭泽而渔’的地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在座谈会上分享了一件令人颇为震惊的往事：在单位分房子的关键时刻，杨天石坚持到已多次去过的日本查资料，查资料和分房子孰轻孰重？杨天石作出了一名知识分子异于常人的抉择。
创见
思想史研究有两种传统，一是“六经注我”，二是“我注六经”。雷颐认为：杨天石的历史研究，既保有自己的主体性，同时又充分尊重史料，绝不歪曲妄解，在“我”与“他”之间建立、保持了一种难得的张力。他在一层层探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时代思潮时，扩展了我们对历史进程的观察，加深了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
对南社的研究是杨先生的学术重地。在他之前，此领域最倚重的著作是柳亚子的《南社史略》，该书像柳亚子自己说的“以我自己为本位”“并不是纯粹客观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夏晓虹认为：杨先生则以《南社史长编》和《南社》经纬交织，眼界宏阔，史家优势分明可见，除了关注柳亚子、陈去病、高旭三位发起人的活动，更经由早起社员的身份辨析，认定新式学堂师生、留学生、华侨、报刊编辑等新兴知识者构成了南社的主体，从而留意这些日后的南社成员1902年以来的动向。可感受到革命力量正在汇聚，南社的出现实属水到渠成。
涉猎广泛的杨天石还发表过数篇鲁迅研究文章。“数量虽然不多，但每一篇都有创见。”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陈漱渝说。
陈漱渝介绍：在《越社和南社》《鲁迅和越社新考》等文章中，杨天石首次明确了越社即南社的分社，鲁迅是《越社》的指导者、支持者。天石的考证对于编写鲁迅年谱、撰写鲁迅传记的意义不言而喻。杨天石还为2005年版《鲁迅全集》提供了他在海外发现的鲁迅至胡适的书信，并破解了鲁迅致许寿裳书信中那句犹如天书的“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込”，杨天石凭他人文地理之厚学得以破解：“加纳”指弘文学院院长“加纳治五郎”；“清风”指“清风亭”，是弘文学院学生聚会的地方；“三矢”是弘文学院教务干事三矢重松；“牛込”是弘文学院所在地东京牛込区，位于现在的新宿区。陈漱渝赞道：“天石的这一研究成果破解了解读鲁迅书信的一个密码。”
王奇生说：“杨天石先生关注大时代、大事件与大人物，擅长破解历史的谜团，擅长挖掘独家史料，还有做成铁案的考证功夫，令今天的后辈学者十分景仰和敬佩。”
杨天石
求真
在《杨天石先生九十寿诞纪念文集》的《高山仰止：杨天石先生于中华民国史研究》一文中，作者罗敏和孙贝贝写道：先生指出，历史学必须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服务，因此历史学的“经世”“资治”功能必须以充分、可靠的史实作支撑，“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去写”，绝不能也不应违背史实，“故意扭曲、裁剪历史以为己用”。先生对历史求真求实的执着和坚守，很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实录”的精神。
在《杨天石先生九十寿诞纪念文集》座谈会上，诸学者纷纷致敬杨天石为学之“真”。周思源说：先生一辈子追求真相，坚持真实，追求真理。陈漱渝说：他实事求是，用史料说话，凭史实立论，把学问当学问来做。
杨天石在座谈会的尾声，与学界同道分享了三点治学心得：一、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无真实就无历史科学；二、史实高于原则；三、对历史人物爱之敬之但不增其善，对历史人物憎之恨之但不增其恶。
虽已届鲐背之年，但杨天石先生精神矍铄，全无老态。《杨天石先生九十寿诞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还发布了他的另一本新书《胡适研究长短录》。笔耕不辍的杨天石先生希望多做贡献，“活得比叶先生还长”。古典诗词专家叶嘉莹先生一生播扬诗教精神，百岁仙逝。
薪火相传
据介绍，此次出版的《杨天石先生九十寿诞纪念文集》共收入文章40篇，包括老中青三代学人对杨天石研究成果的评价、与杨天石的交往经历，以及为杨天石以往著作所题序言等。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杨天石先生九十寿诞纪念文集》的出版，不仅是杨天石先生个人寿诞的纪念文集，更是一本展示我国优秀学者在文史研究领域薪火相传的生动实录。
国务院参事室党组成员、副主任王卫民出席座谈会并致辞。
王卫民指出，中央文史研究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倡议设立的，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政府文史研究机构。自成立以来，始终肩负着“敬老崇文、存史资政”的重要使命。杨天石先生入馆以来，积极参与馆内组织的各项文化活动、调研工作，以丰富的学识和深刻的见解为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展现了文史馆员的责任与担当。
王卫民强调，中央文史研究馆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职责使命，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