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中的张生与崔莺莺。（受访者供图）
在爱情主题的元杂剧中，《西厢记》是举世公认的代表作。它根据唐代元稹的《莺莺传》改编而来，是中国古代戏剧中描写自由恋爱的经典文本。全剧主要讲述了书生张君瑞（张生）与崔相国之女崔莺莺在经历波折后，终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终成眷属的故事。
这一简介折射出当代人如何用现代浪漫爱情的观念理解一部元代戏剧，但它遗漏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关键细节。其一是张生这个角色的特殊之处。他被刻画为一个气质优雅、文采飞扬、多愁善感、耽于情爱的才子，这些个性特征为后世的“才子佳人”戏剧小说中的男主角所承继，历经数世纪，被定型为中国南方精英文化中的典型男子气概话语。在前现代中国，“情”是具有颠覆性的，“才子佳人”作为一种爱情故事是非正统的，才子也因此是一种非传统的男性形象。
其二是张生的爱情对手郑恒通常作为张崔爱情故事的背景板被略去，其实他在故事中起到了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作用。《西厢记》的最后一本戏在文体风格和立意上都明显背离了前四本戏。张生高中状元，却不料病倒滞留京城，给了郑恒可乘之机。郑恒是与崔莺莺门当户对的官宦人家子弟，他四处散播谣言，说张生已在京城做了乘龙快婿。崔母于是决定把女儿许配给郑恒，幸好杜将军及时现身出手相助，让张生抱得美人归。这一本戏看似有些画蛇添足，实则将张崔的异性男女之爱转换为张生与郑恒——贫穷书生与权贵之子——的同性社交竞争。从这个角度来说，张崔成亲与其说是自由恋爱的胜利，不如说是书生男性气质的胜利。
在《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一书中，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宋耕如此描述张生、崔莺莺和郑恒构成的“情欲三角”：“这种同性社交话语有助于稳固儒家思想体系与主导性的男性文化。”宋耕从以张生为代表的“才子”形象着手，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男性气概。他指出，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概念是基于阴阳理论，在儒家社会等级和政治权力网络中建构出来的，而不是与女性相对立的，这与西方文化的男女二元对立有本质区别。他通过对“文弱书生”形象的分析，揭示了这种男性气概如何在文化多元性的角度下，挑战了西方的霸权男性话语。
《文弱书生》首次出版于2004年，是宋耕的博士论文。他小时候就挺喜欢传统戏曲，在电视上看了不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选择研究戏曲一是出于自身兴趣，二是受到导师的影响——他的导师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布莱希特戏剧，而且对中国戏曲也很有兴趣。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宋耕开始对“小生”这个角色感到好奇：“为什么在今天看来如此女性化的形象，却成了传统社会中‘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主角？现代社会的‘男性气质’又为何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按照宋耕的说法，他在性别研究约等于女性研究的时代，“误打误撞”进入了男性研究领域。
宋耕长期致力于从跨文化、跨学科、跨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性别文化问题。《文弱书生》出版后，他的研究方向转向当代流行文化和媒体中的男性气质。根据他的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男性气概与男性形象日益多元化，既受到商业文化、西方和日韩流行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亦依然对当代中国男性气概有着深远影响。
在他看来，了解“文弱书生”所代表的前现代中国性别话语，有助于理解和解构当今霸权式的男性气概：这种男性气概由西方所定义，以白人为中心、金钱至上，特别是强调男女二元对立、男性必须英武阳刚。身为一名研究性别文化的男性学者和一个儿子的父亲，宋耕认为他的研究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缓解了他自己对男性气概的焦虑，也让他对培养儿子有了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我希望读者读了这本书，也能够有所启发，有所改变。”
宋耕，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从跨文化、跨学科、跨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性别文化问题。（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你是如何进入男性气概研究这个领域的，这个课题为何吸引你？
宋耕：1995年我本科毕业，到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我最早想做戏曲研究，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开始对“小生”这个角色产生兴趣：为什么那时的理想男性形象与我们现在差距那么大？性别研究在当时已经很火，我们系很多同学、老师都在做，但当时的性别研究几乎等同于女性研究。我认为男性也可以把男性作为一个性别来做研究。
我做了“文弱书生”的研究之后，周围很多朋友都觉得很有意思。这个课题以前探讨的人不多，也算是误打误撞，在性别研究领域有了一个比较早的探索。
南方周末：《文弱书生》首次出版于2004年，至它被译介到中国内地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男性气概（特别是中国男性气概）研究领域有哪些其他重要的研究成果出现？
宋耕：男性气概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块，一个是前现代，一个是当代。“男性气概（masculinity）”的概念最早来自社会学，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研究，比如说问卷调查和访谈；我侧重的领域是文学、影视等大众文化，主要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但社会学和文学的理论是相通的。
在明清研究中，美国学者黄卫总（Martin Huang）在2006年出版了《晚期帝制中国的男性气概协商》（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比较有影响力的是雷金庆（Kam Louie），他提出了“文武”的概念，指出传统中国的男性气概是“重文轻武”的。
当代研究关注目前流行文化受日韩影响出现的新型男性气概，即所谓的“柔性男性气概”（soft masculinity）。这部分研究主要诞生了很多论文，每次国际会议都有相关论文发表。
戏曲中的小生。（视觉中国 图）
南方周末：什么是“男性气概”？它对男性为何重要？
宋耕：悉尼大学学者康奈尔（R.W. Connell）提出了“霸权男性气概”（hegemonic masculinity）的概念，他认为男性气概是一种霸权，让所有国家地区的男人都心怀一种焦虑，永远害怕被别人嘲笑自己不够“男人”。“男性气概”只能从它的反面来定义，即不像女人的人就是真正的男人，所以中文里对男人最大的侮辱就是“女里女气”“娘炮”。这种定义本身就决定了它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一种焦虑。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提到了雷金庆的“文武”概念，你似乎并不是特别赞同这个理论？
宋耕：“文武”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来分析男性气概的问题。“霸权男性气概”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阶级，即有钱的男人才是“真男人”；一个是种族，即白人至上主义，其他地区的男人就会被认为不够“男人”；西方研究还会从性（sexuality）的角度去分析，认为异性恋也是一种霸权。
“文武”的意义在于突破了上述西方中心模式的男性气概，但我认为“文武”不能完全概括中国历史上的男性气概。比较明显的一点是“文武”尽管在公共领域的男性气概建构中很重要，但它无法覆盖私人领域的男性气概。
南方周末：为什么“文弱书生”这个文学形象是个适合用来分析前现代中国男性气概的抓手？
宋耕：因为“文弱书生”与现在西化的男性气概差别最大。中国以外地区，特别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之一就是中国的男性太过柔弱、女性化。我的主要观点是，今天的男女二元对立性别观念并不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而是从晚清到五四，被当时的知识分子以抛弃传统文化糟粕、全盘西化的名义引进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性别秩序被西方的观念取代了。“文弱书生”在戏曲中像化石一样保留了前现代中国男性的一些有意思的特征，我们可以通过他来研究、解构男性气概。
南方周末：你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男性气概主要是在男人的“同性社交”世界中，通过同性之间的纽带和认可来确立的。“男性同性社交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是伊芙·赛吉维克（Eve Sedgwick）的理论，根据你的分析，这个理论框架并不完全适用于前现代中国，因为女性被更加坚决彻底地排除在男性同性社交之外。请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个观点：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父权制根深蒂固、公共领域被男性把持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普遍情况，为何在中国语境内，“女性缺席”的情况更加严重？
明代容与堂刊本《水浒传》第61回中的燕青救主卢俊义。（受访者供图）
宋耕：赛吉维克提出的“同性社交欲望”理论颠覆了传统三角关系中两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的格局，认为两个男人恰恰是通过一个女人来建立他们之间的认同。这个理论提出时其实争议蛮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在《文弱书生》中，我想把这个理论扩大一点。的确，女性在很多情况下是缺失的，这个缺失不只在这种三角关系中，还在整个前现代中国性别话语乃至前现代中国文化中。儒家文化主张性别分隔，女性根本没有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性，而是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中。古代汉语里，第三人称代词不分“他”和“她”，是因为没有必要——前现代的一个中国男人从上学、参加科举考试到为官，都不可能遇到女同学、女同事、女上司，完全处于同性环境中。
但这并不是说女性完全缺席，她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我在《文弱书生》中讲到《水浒传》里杨雄和石秀的故事，他们并没有追求同一个女人，而是一起把这个女人杀掉了，女人是他们兄弟情谊的一个阻碍：一开始杨雄信了他妻子的话，以为石秀想要调戏她，调戏不成就诬陷自己。杨雄因此疏远了石秀。石秀躲在杨雄家门口捉奸，抓到了与杨雄妻子通奸的那个和尚，证明了自己对兄弟的情谊。他们就尽释前嫌，一起把这个女人杀掉了。通过杀女，他们之间的同性社交联结更加紧密。
曾有人研究过，《水浒传》里的很多好汉都是因为女人被逼上梁山：比如宋江如果不杀阎婆惜，李逵如果不是因为同情一个歌女打死了镇关西，武松如果不是因为杀了嫂子，都不用落草为寇。所以女人其实并不是完全缺席的，但她起到的作用与赛吉维克提出的不太一样。在前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里，男性同性社交联结通过抗拒女人的诱惑而更加密切。
南方周末：全书最引人深思的观点是在传统中国社会，性别由权力基础而非生理特征界定，男性的身份认同代表的是在权力结构中的某种政治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反映了在帝制中国，身份等级制如何在制度安排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关键作用。身份等级制为何会成为前现代中国的显著特征，并且让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迥异于西方的男性气概？
宋耕：道家思想中的“阴-阳”是一组辩证的关系，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一座山坡，向阳的这一面就是“阳”，背后那面就是“阴”，有阴就有阳，且阴的这一面越长，阳的这一面也越长。汉代的董仲舒把阴阳与五伦结合在一起，阴阳就变成了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关系变成了一个等级制的关系，这就和道家所讲的阴阳转换秩序不太一样了。
我们很难回答男性气概为什么会和等级秩序联系在一起——我觉得可能也并不只有前现代中国社会是这样——但前现代中国社会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流动性。我们现在认为“阴阳”就是指代“男女”，其实“阴阳”是流动的，关系性的（relational），取决于你面对的是谁。同一个人，面对妻妾、子女的时候就是“阳”，面对父母或面对皇帝、上级的时候就是“阴”。中国儒家文化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形的，每个人在这个金字塔里都有自己的位置，没有两个人是完全平等的。
南方周末：那么五伦中的朋友关系呢？
宋耕：根据年龄来定尊卑，即使是朋友也不是完全平等的一种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金字塔，同时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空间。身为女人也并不代表永远是“阴”，比如女人可以“母凭子贵”，后妃可以因为儿子称帝成为太后，或者像贾母那样成为一个家族的大家长。每个人都有从阴变阳的潜力。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密、有效的社会秩序结构，而性别是这个结构的其中一部分。这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里比较突出的特点。
南方周末：《文弱书生》中有两组很有意思的比较，其中一组是“才子”和“君子”，另一组是“才子”和“好汉”。根据你的观点，“才子”只是“君子”正式进入公域世界的一个短暂阶段（他们不仅与恋人终成眷属，也终将从科举考试中胜出），“好汉”则代表一种相对低阶的男性气概。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两组人物对比理解为，正是因为男性气概是个极难达成的理想——在传统中国语境内是成为有文化、有功名的官员——男性为了反抗男性气概的霸权话语而发明了“才子”和“好汉”？
宋耕：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在书中写到，“才子佳人”故事的作者都是些什么人：小说、戏曲是不入流的，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的；它们的作者，比如元杂剧《西厢记》的作者，本身就是落魄文人。科举考试废除后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有点像今天的“屌丝”，他们在社会上处于边缘化地位，但同时又对自己自视甚高，所以在他们写的这些作品里，才子或者书生就是最理想的男性，是所有女子都会喜欢的男子。
才子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君子的反抗，因为“才子佳人”故事本身是有离经叛道色彩的：正统的婚姻是没有所谓爱情的，婚姻就是传宗接代，履行五伦中夫妇、父子责任。所以“情”是具有颠覆性的，“才子佳人”作为一种爱情故事是非正统的，才子也因此是一种非传统的男性形象。
但好汉就不一定了。好汉本身是无法书写的，李逵、张飞这些人没法写小说，“好汉”是被才子或者书生贴上的标签，他们虽然很勇武、强壮，但永远不可能成为异性恋故事的主角。他们对女子没有兴趣，女子也不会爱上他们，他们是去性化（desexualized）的人物形象。我认为这就是因为书写者就是才子，他们才会这么描写好汉。
还有一组有趣的对照是才子和商人，“三言”“二拍”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商人与书生竞争一位女子的青睐，虽然商人很有钱，但最后女子一定会选择书生。这实际上就是书生/作者的想象，他把自己投射进去，认为女子就应该青睐他这样出身的人，好汉、商人都是为了衬托书生这个真正具有男子气质的人而存在的。
南方周末：你对《水浒传》中厌女元素的分析让我想到了学者郭安瑞（Andrea S. Goldman）在《文化中的政治》中提出的观点。郭安瑞在分析18-19世纪昆剧和皮黄戏中“嫂子我”相关剧本时发现，在观众群体主要由文人组成的昆曲剧本中，剧情叙事更倾向于唤起观众对敢于挑战礼教的女性的同情；而观众群体主要由文化程度较低的本地小市民构成的皮黄戏，遵循的是一种更以受委屈的丈夫及其兄弟为中心的叙事，形成了“女性出轨开头，男性报复结尾”的故事结构。而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晚期，清廷选择接纳反映城市小市民审美和道德情趣的剧种皮黄，赞助其成为文化审美典范，并因此“导致一种更为重男轻女及道德化的表演形式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我们要如何理解晚清官方对某种支配性男性气概的容忍甚至推崇呢？
宋耕：一直以来，统治阶级偏好的男性气质就是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因为男性气质本身就建立在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传统中国的统治基础是五伦，五伦是“家国同构”的——家庭是构成国家的一个细胞，国家是家庭的扩展，家庭中的家长就是父亲，其他家庭成员需要对他绝对服从；对国家来说就是皇帝，你对皇帝就要像对父亲一样服从。整个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是这样的，这种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就对统治有利。特别是清朝，这个现象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至于文人书写和观看的戏剧对女性有一定的同情，我个人认为他们对女性同情与我们现在在女性主义影响下对女性的同情是不一样的，很有可能这些文人借助女性的身世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寄托，他们并不关心女性是否在现实生活中享受平等的权利。比如说《桃花扇》，作者孔尚任通过李香君这个形象，表达一个女子尚且有这种忠君气节，以此来批评那些投降的文人，认为他们连女人都不如。他并不是真的想歌颂女性或者关心女性权利，只是通过这样一种对比来阐释他对男性的观点。
某版昆曲《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视觉中国 图）
南方周末：你认为以《西厢记》张生为代表的“才子佳人”文学是由男性创作给男性看的，反映的是男性理想。有意思的是，学者高彦颐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提出，同样是由男性文人创作的《牡丹亭》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吸引了许多闺秀读者，杜丽娘成为了她们的理想化身，推广了某种伙伴式婚姻的理想，起到了某种女性赋权的作用。你在书中也提到了晚明的情教，这股风潮是否曾松动男性气质的规范，让女性的立场和愿望加入理想男子气概的讨论当中？
宋耕：我找不到这种例子可以印证，因为整个前现代的文学基本上都是由男性创作的，女性没有书写的权利，即使有凤毛麟角的女作家，也基本上是以男性的立场写作的，因为这已经内化成她们思想的一部分。
晚明的情教近年来研究有很多，它本身有一定的颠覆性，对主流或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颠覆，对男性气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红楼梦》里贾宝玉这个形象的出现就是受到情文化的影响，他是一个“情种”。但这是否反映了女性的愿望？我觉得很难找到支持这个论断的例子。
晚明和当代是很不同的。我现在在做流行文化研究，现在很多电视剧里出现姐弟恋、“小奶狗”，女方比男方大十几岁，这在过去观众是无法接受的，但现在也变成了一种模式。这可以说和女性赋权有关，女性作为消费者的地位提高了，她们就会对她们想看到怎样的男性气质、怎样的爱情模式产生影响。制作方需要以年轻女性白领为目标受众，就要根据她们的口味制作产品。
我觉得这种情况没有在晚明发生。首先，能够读书写字的女性就很少，她们不会对话语产生太大影响。当然最近有一些关于江南地区（特别是徽州）女作家、女诗人的研究出现，这些研究可能会颠覆我们以前的认知。港大的杨彬彬老师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她发现了一些以前鲜为人知的女性写作，主要是富商的妻子、女儿，她们识文断字，会写诗、写日记，这些文本中可能会有女性欲望的反映。但《牡丹亭》这样的文本主要还是男性的投射。里面出现了一些比较积极的女性形象并不一定是女性的觉醒、女性的崛起。
南方周末：为何1980年代以来，“阴盛阳衰”“男性危机”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这和20世纪初那种因为国破家亡、民族主义而产生的男性危机有某种潜在的连续性吗？
宋耕：有一定关联，但又不一样。其实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所谓的“男性危机”内核也在不断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改革开放初期，“阴盛阳衰”论主要是一种反思或者批判。当时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中国，日本的高仓健、美国的兰博让中国观众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硬汉形象，然后人们的反思就是，为什么中国男人不像男人？因为女人太强大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焦虑，它与20世纪初的国家地位（nationhood）、男子气概（manhood）焦虑有一定延续性，但又有区别。这种焦虑主要来自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的人们发现中国与日本或西方国家相比落后了很多，而落后的原因之一是“男人不像男人了”。
南方周末：根据你的观察，当代中国男性气概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宋耕：就文本呈现来说，如果我们把男性气概定义成理想男性的话，中国当代影视、文学作品里理想男性形象已经更加多元化。比如“战狼”，这种男性形象是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都市白领女性喜爱小鲜肉、暖男；如果你去看短视频、短剧，那么理想男性形象就是大老板、霸道总裁。霸道总裁的出现受到西方和日韩的影响，最早的原型包括《五十度灰》这样的西方电影中的男性形象，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所以男性气质的呈现更加多元化，不同的文类、不同的目标受众都有不同的理想男性幻想。
要说哪一种男性气质占据主导的话，其实全球的霸权男子气概是一样的，就是商人、资本家。这种男性形象已经变成全球文化、全球资本的一部分，是资本想去推崇的。不过，现在西方社会比较注重更多元、包容的性别观念。现在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随着女性消费力和话语权的提升，女性在对男性气概提出更多新的要求，比如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些，包括小奶狗或者温柔暖男。
男性气概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价值是帮助我们认识到男性也需要解绑。男性气质也好，男性气概也好，它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是男性维系话语权和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它在压迫女性的同时也对男性造成了压迫。女孩子摔倒了可以搂着妈妈哭，男孩子就不可以，“你不能这样，你要像一个男人”，所以你不能发泄情绪，要压抑自己，要承担更重的责任和更大的压力，要养家糊口。男性的平均年龄比女性短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男性永远处于这样一种焦虑和自我否定的状态中，这其实对男性的身心健康是不利的。
电影《五十度灰》中的男主人公是经典的霸道总裁形象代表。（资料图）
南方周末：在网络文学、影视剧、游戏等流行文化领域，我们看到男性和女性各自表达了他们对理想男性气质的愿景。你怎么看男性幻想和女性幻想的区别和联系？
宋耕：（网络文学中的）男频和女频目标读者不一样。男频基本上有几个母题。一个是“升级打怪”，就是自我提升，从一个默默无闻、被欺负和排斥的角色一步步发展自己、强大自己；另一个是“后宫”，一定会有一个以上的女孩子喜欢男主角，满足男性读者的想象和自我投射；然后是“赘婿”。
近年来男频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类型是赘婿文，满足的是男性（特别是边缘化或底层男性受众）的心理需求。赘婿文通常有一个固定模式：一个赘婿在女方家受到欺负、备受歧视，比如女方的哥哥对他特别不友好；然后有一个意外事件发生，这个赘婿真正的身份或真正的能力暴露，他挽救了女方的家族，此时，女方的亲戚又来巴结讨好他，这就叫“打脸”。这是一个“先虐后爽”的爽文结构，前面越被欺负，越被看不起，剧情反转后观众就越爽。
女频中其实也有对应“赘婿”的类型。就是女主角在家中被婆婆欺负，后来反转报复。另外是“霸道总裁”。现在无论网文也好，网剧也好，其实都不是简单的“我想写一个什么故事，我就去写”，而是要做调查，通过算法来计算出如何把利润最大化，这意味着观众喜欢看什么，我就写什么故事。但实际上这样做就是在迎合不同性别观众的需求。当然也有女观众喜欢看男频，男观众喜欢看女频，大概各占到20%左右。我们很难说这种现象是一种性别隔离，只能说性别在市场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电视剧或网文创作者需要考虑到观众或读者的性别。
南方周末：现在的流行文化产品非常强调目标受众，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针对所有人的大众文化正在消失？
宋耕：很难有针对所有人的大众文化，我觉得这些都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根据阿多诺的理论，大众文化给你产生的是一种虚假的需求——你其实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但它让你觉得你需要，然后诱导你不断消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都是符合这一点的，而且它是全球资本的一部分。只是说现在这些作者、制作人更聪明了，他们不光从性别，也会从阶级、年龄、地域这些方面去对标目标受众。
南方周末：根据一些文艺批评者的观点，流行文化领域里占据主导的还是男性的叙事。
宋耕：那肯定是。比如《封神2》中的女将军邓婵玉。她看上去不是一个传统的美女或女主角形象，但她在过桥的时候，姬发带领手下对她唱《诗经》里的一首情歌，其实就是看到她是一个女将军，对她进行性骚扰。电影结尾，邓婵玉为了保护姬发而死，临死前对姬发说我还想听一遍那首歌。实际上这里面也是男性中心叙事方式的延续，它在持续对当下的文艺创作产生影响。不仅在中国，全世界都是如此——男性叙事根深蒂固，即使一些女作者也会将之内化，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中有哪些积极元素值得我们挖掘，用以重新定义男性气概，化解可能存在的“男性危机”？
宋耕：一个是流动的性别观念。前现代中国的性别观念与现代西方最流行、最时髦的那种性别观念——打破男女二元对立，认识到性别像光谱一样具有流动性——有暗合之处。阴阳本身也是流动、相对的，男人不一定就是“阳”，女人不一定就是“阴”。这一点对我们现在是有启发的，让我们反思现在习以为常的男-女二元对立这种思维方式，我们需要了解，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百多年前才进入中国社会的。
我们要看到，男性可以有不同的面貌。男性气概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霸权性和压迫性，它让很多男人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必须得坚强，必须得这样、那样，否则就会被社会抛弃，会被别人看不起，会被女人鄙视。这对很多人造成了伤害。其实前现代中国的这些男性形象和话语让我们看到，文弱书生也可以是理想男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的男性气概，虽然文弱书生现在看来是不够阳刚，但文化是不断变化的。这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解构现在霸权性的、引起焦虑的这种男性气概。
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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